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资讯 > 海洋评论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2020-04-08 10:04:51 来源: 《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 贺鉴 王雪
摘要:全球海洋治理的时代背景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建构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 但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仍然面临着一定挑战, 并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原标题: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建构“蓝色伙伴关系”的有利条件与面临的问题

  全球海洋治理的时代背景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建构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 但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仍然面临着一定挑战, 并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建构“蓝色伙伴关系”的有利条件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变化、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和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稳步推进, 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1) 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变化

  一方面, 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建构“蓝色伙伴关系”提供了机遇。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中传统海洋大国影响力下降, 新兴海洋大国的地位不断上升, 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凸显, 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日益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因而, 全球海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为作为新兴海洋大国的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发展中非“蓝色伙伴关系”打开了窗口。另一方面, 全球海洋治理客体的复杂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建构“蓝色伙伴关系”创造了条件。当今全球海洋治理中新问题不断涌现, 海洋治理新疆域的出现加剧了全球海洋治理客体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 全球海洋善治的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的需要双边和多边共同努力。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和海洋合作的增加提高了其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 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也将欢迎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 从而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更多来自双边与多边合作的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和能力的快速提升

  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10年, 由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限制, 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际事务上呈现被动参与的态度。十八大以来, 随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高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影响力的不断上升, 中国积极参与和塑造国际体系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高, 对全球海洋治理也显示出了积极参与的态度。2018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要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务实推进“蓝色伙伴关系”。同时, 中国积极在深海、极地、大洋等领域展开科考活动, 积极与包括非洲地区在内的众多国家进行海洋合作, 通过多种场合推动与其他国家“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 此外, 中国在与非洲携手打击索马里海盗和全球海洋生态的治理中表现积极, 日益主动地参与到全球海洋治理之中, 从而为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奠定了能力和经验基础, 也极大提高了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和“蓝色伙伴关系”建设中的国际声誉和话语权。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抓手, 也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注入了新的动力。一方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将有力推动涉海国际合作全方位的展开, 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双边和多边海洋治理体制中的地位, 它还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非洲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其对“一带一路”表现出了较高的参与热情, 应当成为中国“蓝色伙伴关系”倡议重点关注对象。另一方面,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 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倡导全方位、高层次、多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  。因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利于中非携手应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挑战, 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和海洋命运共同体, 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海洋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此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促使中国积极创设新的海洋话语平台, 使中国更深入地参与海洋事务, 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和中非“蓝色伙伴关系”中的能力建设。

  (4) 中非海洋利益交汇点的增多

  随着中非在海洋方面利益交汇点的增多,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一方面, 海洋经济领域将是未来中非合作中极具潜力的发展方向。非洲临海国家比例达70%以上, 非洲海运量高达90%, 非洲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巨大。《洛美宪章》 的签署标志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将作为非盟成员国一致的行动。目前, 以毛里求斯、南非等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了其蓝色经济的发展潜力, 未来中非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利益重叠区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 中非在海洋能力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海洋问题的跨国性质凸显了海洋国家进行区域海洋合作的必要性, 大多数非洲沿海国家缺乏单独处理复杂程度较高的海洋治理问题的能力。中国在海洋基础设施、海洋研究和管理能力、海洋科学调查与研究、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巨大帮助。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构建“蓝色伙伴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球海洋问题的复杂化、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缺陷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 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深度参与, 也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了负面影响。

  (1) 中国诸多国内问题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国内问题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海洋意识的不足。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海洋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但和世界主要传统海洋大国相比仍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海洋意识相对淡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非建构“蓝色伙伴关系”的动力。第二, 中国海上力量的不足。当前中国的海军和渔船等海洋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难以满足中国远洋护航和走向深蓝的全球海洋伙伴关系建设需求。第三, 海洋未入宪法。当前关于海洋的政策和国家战略还处于政府文件当中, 宪法尚未涉及海洋方面, 难以持续为中非建构“蓝色伙伴关系”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第四, 海洋基本法尚未颁布。当前我国的海洋基本法还处于酝酿之中, 尚未颁布, 因而不能为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提供法律层面的具体指导。第五, 刑法无海盗罪。当前我国尚未把海盗罪纳入刑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在处理相关海盗犯罪的能力, 也降低了中国在全球海盗犯罪问题上的话语权。第六, 渔业法有待完善。我国渔业法的不完善不仅影响了其在我国解决与他国在渔业纠纷问题上的适用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处理中非渔业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以上国内问题的存在不仅对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形成了一定限制, 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负面影响。

  (2) 非洲地区各国具体情况各异增大了中非建构“蓝色伙伴关系”的难度

  非洲地区共有五十多个国家,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安全环境、自身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能力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就经济而言, 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作为非洲主要经济体, 能够为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就政治安全环境而言, 非洲一些国家政局不稳, 内部冲突与动乱多发, 并产生“外溢”效应, 给相关国家带来影响。比如埃及、布隆迪、刚果、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存在选举暴力多发带来的政局不稳现象, 可能会影响建构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连续性。以索马里、尼日利亚、马里等为代表的部分非洲国家常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 也给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威胁。此外, 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海洋管理能力欠缺, 只有南非拥有一支完整的海军力量。 在此背景下, 如何把握好中国对非合作的侧重点, 实现中非海洋合作的点面结合, 将是中非“蓝色伙伴关系”建构的难点。此外, 双边或多边的海洋合作涉及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上安全等多个方面, 在建构中非“蓝色伙伴关系”过程中, 合理规划重点领域也是该项议题的难点。

  (3) 域外势力的介入使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面临更多威胁

  冷战后的几十年, 非洲被视为全球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虽然20世纪90年代短期内遭到忽视, 但非洲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战略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舞台。

  一方面, 以法国、英国等为代表的部分欧洲传统国家对中非合作高度敏感, 部分国家在国内营造有关涉非三方合作的舆论并努力推进不包含中国的三方合作。比如法国近年来以“安全领域”为重要抓手, 对争取在非洲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 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在非洲地位则相对下降, 其牵制中国在非洲战略的意图更加明显。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引起了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的注意, 它们通过加强与非洲原有的合作机制增强与非洲的关系, 更加巩固了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比如, 美国利用安全援助计划来增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 包括销售军事装备和其他武器转让计划, 在非洲部署特种部队。而日本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下, 不断调整其对非合作的整体视角与谋篇布局, 并酝酿在非洲使用其通过的新安全法案。印度则利用经济手段努力将中国排除在与非洲国家合作范围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和以美、日、印等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在非洲的政治博弈面临升级的风险, 这将对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带来巨大威胁。

  (4) 全球海洋问题和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 全球海洋问题的复杂化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效果, 并给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负面影响。

  其一, 全球海洋问题发生频率高, 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受人为因素影响大, 人类对海洋问题的了解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限制, 再加上国际协调和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全球海洋治理的难度正在上升。

  其二, 海洋的流动性使海洋利益分配呈现全球化特征, 海洋危机也会向更广泛的范围扩散, 涉及更多的利益主体。非洲有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国家, 中非之间“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更加面临着多方利益协调的矛盾与困境。

  其三, 随着陆地资源的枯竭, 人们正把目光转向海洋, 人为因素带来的海洋领域资源开发与保护失衡不断加剧, 中非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渔业纠纷与冲突。

  另一方面, 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缺陷也将对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带来不利影响。

  其一, 由于内容的模糊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规范, 但它处理国际海域划界争端和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的适用性明显不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少足够的法律约束力, 无法对某些违反国际规制原则的行为进行有效制裁, 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权威也在不断降低。

  其二, 目前各国海上执法系统尚未统一。海上执法力量的角色和定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别, 有些是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的, 有些则偏向政府管理的地位, 全球性海上执法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进展艰难。

  其三, 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在管理上也存在缺陷。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体现了一定的公共目的, 其在管理体制上也同样面临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方面的困境, 使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面临更多的风险。


热门推荐
返回顶部